寶山刑事律師為您講解刑事處罰中如何保障人權

　　刑法如同其他法律一樣并非萬能，人們寄望于通過刑法的修改來解決可能出現的法律不公，其實過于夸大了刑法的社會調節功能。因為刑法是一柄雙刃劍，所有的懲罰都是惡，刑罰是一種對人的自由或生命權的限制和剝奪。寶山刑事律師帶您了解一下具體的情況。

　　“偉大的孟德斯鳩說：任何超越絕對必要性的刑罰都是暴虐的。人們可以把上述意思表述得更為普遍，即，人對人行使權力的任何行為，如果超越了絕對必要性，就是暴虐的。”“既然刑法的結果是程度如此嚴重的‘必要的惡’，我們就不得不經常推敲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如果我們的國民因一部合理性和必要性不明確的法律，而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限制，違反時被處以刑罰，重要利益受到侵犯，并被打上犯人的烙印，這一切令人難以忍受。”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刑罰具有一種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價值。

　　如果刑罰之惡超過罪行之惡，立法者就是在制造更大的痛苦而不是防止痛苦，是以較大之惡的代價來消除較小之惡。正如我國臺灣學者韓忠謨在談到犯罪行為與不法行為區別時所言，“刑罰之運用不可不慎，國家決定某種不法行為應否受刑罰制裁，首須考慮加制裁所生之害，與不加制裁所生之害，孰輕孰重，茍不加制裁，其害較輕，則寧措刑不用，必也不加制裁，其害較重或至少與加制裁之害相等，如不得已而用刑焉。”

　　國家刑罰權限的發動必須能夠適當地達到其具有正當性的目的，當衡量其發動與否的正反效果之后，負面的效果反而大于正面的效果，或者欲達到該效果卻必須花費極大的成本時，即難以肯定刑罰需要性的存在。刑罰需要性不存在，也就意味著不具有應受刑罰懲罰性。

　　“犯罪和刑罰即便在法律中被明確規定，但在其內容缺乏處罰的必要性和合理根據的時候，也是刑罰權的濫用，實質上是對國民的人權侵害。”就嫖宿幼女犯罪而言，其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須通過各種手段對其進行綜合治理。對于幼女合法權益的保護，也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關愛和照顧，而并非簡單地通過刑罰進行嚴懲就可以解決。

　　法律的權威在于其穩定性。“法的變動不能過于頻繁，否則，規范人們行為的標準和界限就會模糊，調整的各種社會關系便難以在穩定中發展，進而導致法的嚴肅性的喪失、社會的動亂和生活關系的不穩定。”法律頻繁修改或變動使得民眾無所適從，也會喪失對其權威性的認同，遵守法律、尊重法律的觀念也就難以形成。因為從法的規范作用看，它具有指引、評價和指示功能。

　　一般國民可以根據法律的規定預測何種行為是法律允許的，何種行為是法律禁止的，從而實施法律允許的行為，不實施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如果法律一直處于不穩定的狀態，人們對法律規范的正當性期盼就會落空，并導致對法律規范失去信心，進而摧毀法的社會機能。

　　從罪刑法定原則的角度來看，刑法的頻繁修改或變動也不利于該原則的貫徹和實施。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精神是保障人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使刑法的規定不能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在此意義上，尊重人權主義與使國民具有預測可能性（預測可能性原理）是一個含義。”

　　而刑法的不斷變動必然導致國民不能預測自己行為的性質及后果，要么造成行為的萎縮，要么造成國民在不能預見的情況下受到刑罰處罰。如前所述，我國刑法一直處于不斷修改的狀態。1979年《刑法》制定至1997年《刑法》修訂，我們的立法機關曾頒布了23個單行刑法。

　　寶山刑事律師注意到，1997年至今，又歷經了八次刑法修正案。筆者認為，之所以在嫖宿幼女罪的問題上，有人提出要廢除此罪，其實，也與我國刑法修改變動過于頻繁有關。受此影響，人們已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只要刑法存在不足，就必須立刻修改。而不斷修改法律是否會影響法律的權威性的問題卻往往被忽視。刑法是最后保障法，所調整的都是涉及公民財產、自由甚至是生命的重要事項，相比其他法律尤其需要保證其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