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子支付的普及，越來越多的超市開始推行自助結賬，這種結算方式在方便大家購物，節約商超人力成本的同時，也促使一種新型盜竊手段的產生。自2018年起，利用在自助結賬設備上不掃碼而將商品盜走的犯罪案件開始出現，并呈逐年增長的態勢。該類犯罪案件普遍存在單次盜竊數額較小，次數較多的行為特征，并依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多次盜竊”的罪狀進行歸罪。對于部分行為人而言，結合其犯罪數額及行為特征，對其進行刑事追責過于嚴苛，因此，本文擬通過對“多次盜竊”入罪標準問題的探討，并結合司法實踐中此類犯罪的基本特征，從“小額、多次”入罪標準等角度辯護以實現該類犯罪的不起訴處理。
01、“多次盜竊”入罪標準的刑法規制
1997年《刑法》、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多次盜竊”的界定為“對于一年內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所扒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對盜竊罪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正，將原來的“多次盜竊”分解為“多次盜竊”、“入戶盜竊”和“扒竊”，連同“數額較大”、“攜帶兇器盜竊”構成盜竊罪五個構成要件，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二年內盜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這種修正將“多次盜竊”的打擊面不同程度上擴大，不再限定盜竊行為發生的場合及行為方式，也不再以被害人較大財產損失為標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實務中除了關于“多次盜竊”次數認定的爭論，也開始出現“多次盜竊”入罪合理性的爭議。
02、自助結賬式盜竊案件的基本特征
以北京地區自助結賬式盜竊案例為樣本，以“盜竊罪”、“自助結賬”為關鍵詞在“聚法案例”網站進行檢索，共有180余起有罪判決刑事案件。在12309中國檢察網通過對北京地區各檢察院關于自助結賬式盜竊案件不起訴決定書的統計，總結出該類犯罪案件具有以下特征：
1、犯罪主體多樣化，多無前科劣跡
商超自助結賬模式的出現讓盜竊行為可以輕易得手，因此該類案件的犯罪主體相對多元，從無業者到公司職員，大學生、老人、家庭主婦、職場精英各個社會群體都有可能觸犯此罪。多數犯罪嫌疑人是犯罪地附近的消費者，相當一部分人家庭生活無負擔且有固定職業，沒有前科劣跡，且具有較高學歷，與“以竊為生”的盜竊慣犯明顯不同。
2、行為方式單一，盜竊次數多，但涉案金額較小
從現有司法案例可以看出，自助結賬式盜竊的行為方式較為單一，多是在自助結賬機上結賬時通過不掃碼或者掃碼后刪除的方式，將商品竊取。從犯罪次數上講，犯罪次數最少為三次，比較常見的為四至二十次之間，最多的甚至達幾十次。但是此類案件的涉案金額相對較低，從數十元到數千元不等，普遍在數百元，單次的犯罪數額較小，且存在從初期較小犯罪金額到后期金額逐漸增大的情形。
3、犯罪主體多出于僥幸心理，主觀惡性小
自助結賬式盜竊與其他類型盜竊的不同點在于犯罪主體多是出于僥幸心理，法律意識相對淡薄，對其自身行為的認識不能上升到刑事犯罪的層面，往往在案發后認為可以通過補回盜竊財物款而能實現協商解決。部分犯罪主體是因為一次偶然的未掃碼結賬未被發現而產生貪念，進而衍變為主動不掃碼的行為。從主觀上講，該類犯罪主體相較于“以盜竊為生”的盜竊罪犯罪嫌疑人而言，其主觀惡性較小。
4、案發后諒解率極高，賠償金額遠高于涉案金額
無論是已經被判處刑罰的犯罪主體還是不起訴的主體，根據公布的案件事實，此類案件基本上會與被害人達成諒解。雖然諒解是酌定從輕情節，但是根據現有案例，與被害人達成諒解似乎是此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獲得較輕量刑或不起訴的必備條件之一。而達成諒解的另一個特點是犯罪嫌疑人的家屬往往會代為向被害人支付高額的賠償金，根據公開的不起訴決定書，有些家屬甚至會因為嫌疑人盜竊一、二百元而向被害人支付數萬元的賠償金，以獲取對方的諒解書。
03、小額、多次盜竊入罪標準的思考
1、法理與情理：小額、多次盜竊入罪的合理性問題
張明楷教授認為，對“多次盜竊”行為是否以盜竊罪論處，首先要考慮行為是否盜竊值得刑法保護的財物；其次要綜合考慮行為的時間、對象、方式，以及已經竊取的財物數額等。就自助結賬式盜竊案件而言，從現有司法案例中可以明顯看出，犯罪主體多沒有前科劣跡，每次盜竊數額較少，部分案件“多次盜竊”的累計犯罪數額甚至低于100元，對這類行為人若機械適用“二年三次以上‘多次盜竊’”的司法解釋，對其追究盜竊罪刑事責任，在法理上略顯牽強，在情理上也讓人難以接受。刑事追責是給一個人貼上了“犯罪”的標簽，對其個人發展、家庭和諧、社會團結穩定都會產生影響，因此在自助結賬式盜竊案件中有必要對“多次盜竊”司法解釋的適用加以限制，以防止打擊范圍過大的傾向。
其次，從社會危害性上講，一個盜竊多次，累計犯罪數額不足500元和一個盜竊一次，累計數額不足1000元的行為相比較，前者的社會危害性并不比后者社會危害性大，但是前者已經符合盜竊罪的法律規定，而后者則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法》，只能對其治安處罰。同時，二年三次的時限，可能會將部分已經超過治安管理處罰時限的行為納入犯罪行為，即將可能不需要治安處罰的行為作為構成犯罪的行為之一進行刑事處罰。如此，在自助結賬式盜竊案件中機械適用“多次盜竊”的司法解釋可能會產生該類盜竊罪案件的處罰明顯重于“數額較大”型盜竊案件，罪責刑不相適應。
2、訴與不訴：小額、多次盜竊刑事追責標準不統一問題
在現有司法案例中，無論是不起訴案件還是有罪判決案件，都具備了“多次盜竊”的入罪標準，部分盜竊罪案件達到了“數額較大”的標準。但是將不起訴案件及有罪判決案件的案情進行量化比對時，可以明顯發現對于自助結賬式盜竊案件，檢察院在是否公訴上的標準并不統一。以北京地區為例，不同區域的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標準不一致，同一檢察院不同辦案人員對不起訴標準的把握也不相同。如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京海檢三部刑不訴〔2021〕Z86號案件中，行為人盜竊四十次，案涉金額2000元被不起訴，在北京市海淀區（2020）京0108刑初1662號案件中，嫌疑人盜竊十七次，案涉金額1021.38元，而被判處拘役四個月緩刑八個月，罰金人民幣一千元。在北京市大興區（2021）京0115刑初136號案件中，嫌疑人盜竊四次，案涉金額625.12元，被判處拘役3個月，緩刑三個月，罰金一千元。
在檢察院移送起訴的自助結賬式盜竊罪案件中，法院幾乎全部按照檢察院的量刑建議量刑，檢察院辦案人員在這類案件中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十分重要。現有司法并未對此類案件的處理形成統一的認定標準，而沒有統一認定標準體現在公開的裁判文書網上即是“同案不同判”，這明顯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統一法律適用加強類案檢索的指導意見（試行）》等司法文件的精神不相符合，但另一方面講這也為辯護律師爭取不起訴留有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