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詐騙未遂的部分進行鑒定？上海刑事辯護律師告訴您

　　在根據欺詐未遂數額確定適用于整個案件的法定處罰范圍的過程中，根據《欺詐案件解釋》第六條的規定和后一種意見，在比較已完成部分對應的法定處罰范圍之前， 需要根據嘗試部分的情況來評估是否減少了與嘗試金額的金額相對應的法定處罰。上海刑事辯護律師為您講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這里我們需要區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不縮小法定處罰范圍的選擇。本案中，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并沒有在確定法定刑范圍的過程中實際反映出來，而只是作為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的一部分，在確定量刑起點的過程中進行評價。二是縮小法定刑范圍的選擇。

　　在本案中，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實際上反映在法定刑幅度的確定過程中，但這種反映僅限于法定刑的緩刑選擇，故而犯罪未遂情節的廣度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除了選擇法定刑的減刑外，為了全面評價犯罪未遂情節， 在以后的量刑過程中，還需要確定量刑的起點。

　　它是犯罪構成要件的一部分。在此過程中，對試件的試圖進行兩次評估，但不屬于重復評估，只有結合兩次評估，才能對試件的試圖進行全面評估。

　　在本案中，被告王新明在合同項下企圖詐騙金額達70萬元，相當于10年以上法定刑范圍，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給予減輕處罰， 未遂部分的法定處罰范圍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與合同詐騙罪已完成部分30萬元的法定處罰范圍一致。

　　根據《欺詐案件解釋》第五條的規定，以合同詐騙罪已完成30萬元為基本構成事實，確定整個案件適用的法定處罰范圍和量刑起點。對70萬元未遂部分，將其認定為“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數額、犯罪次數、犯罪后果等其他犯罪事實”，確定適當的加刑幅度，并根據量刑起點確定標準刑罰。

　　未遂情節作為未遂者犯罪事實的一部分，在量刑過程中可以體現為加重情節。初審判決根據詐騙罪已完成30萬元確定法定處罰范圍后，在量刑過程中未對未遂部分的70萬元進行評估，不恰當。

　　二審在對未遂部分進行鑒定后認為，雖然一審法院沒有將未遂部分認定為確實不當，但判決總體上是適當的，因此決定維持原判決，允許上訴人撤回上訴。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溝通或告知案卷內容的案卷資料與律師直接提供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依法復制的案卷資料不一致。

　　律師的辯護權來源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并不意味著律師享有訴訟權利，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一定享有辯護權。律師復印的所有檔案材料不得提供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閱讀，其范圍有一定限制。修改后的《律師法》規定，自送審之日起，受委托律師有權查閱、摘錄、復制與本案有關的訴訟文件和檔案材料。

　　自審判之日起，他們有權查閱、摘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在司法實踐中，律師能否將依法復制的檔案材料直接提供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引起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爭論。當地案件處理人員也就此問題進行了咨詢。因此有必要討論這些問題。

　　在最近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一些學者和律師提出了以下觀點："律師審閱文件后，應就掌握的文件與當事人進行溝通。因為閱卷權應該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律師有責任告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檔案的內容。

　　也有人指出，"律師的辯護權來自于委托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律師查閱案卷資料的權利原本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他當然可以將復印的案卷資料提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審閱。

　　但是，有的反對者認為，律師是否可以將復制的檔案材料提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查看是不可能一概而論的，應該區分不同的情況。

　　上海刑事辯護律師覺得，部分材料可以提交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閱讀，如鑒定結論、賬簿資料等，但部分材料不得提交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閱讀。有人建議，律師應在審閱文件后向當事人提供相關材料，在保密方面，可以設定一個范圍，明確哪些內容不能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