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名律師
《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房屋拆遷補償款分配民事案件中若干問題的解答》(下稱《解答》)第三條明確規定：
其他住房只限于福利性質的住房，包括原承租的公有住房、計劃經濟時期分配的福利房、自己出資的福利房，超過一半的房款系由單位補貼購買的商品房，公房拆遷后所得(包括自己出資部分的產權房)以及按公房出售政策購買的產權房等。
但是由于歷史和技術上的原因，上述列舉并不能窮盡其他類型的“別處所有”，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也比較復雜。例如，隨著時代的發展，新型的福利性質的住房是否可以被認定為“另有其屋”？該文根據相關司法判例，并結合本律師在代理案件中所積累的經驗，對一些特殊性質房屋的“另案處理”的認定規則做如下論述。
01。
增建住宅
受歷史條件的限制，許多家庭首次受配住房面積有限，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家庭成員情況發生了較大變化。為了改善居住條件，當事人可以再次享受補充住房政策。這時由于一處房屋被拆遷，另一處房屋能否被認定為“其他房屋”？
對于這一點，上海法院《公房居住權糾紛研討會綜述》(下稱《綜述》)有過“多數意見”的闡述：
對“他處有房”的解釋，在涉及到公房拆遷共同居住人認定時，應限定為福利性分房(增配除外)。
也就是，因該房屋發生增配而取得的其他房屋，不屬于“其他有房人”。
但是，基于審判實踐以及本律師的代理經驗，目前大多數判例對這種精神持極端保守的態度，如鹽田區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的(2020)滬0101民初2號判決書所述：
""本案中……董芳華、陳寅杰因陳寅杰父親在單位增配陽曲路房而成為該房屋的受配人，陳寅杰根據公房出售政策購買該房屋，應認定董芳華、陳寅杰夫妻共同享有該房屋的福利分房。董國才因其單位增配了宜君路房，應認定為過了“福利分房”的認定。
2019年10月31日，福田區法院在其作出的(2019)滬0106民初19281號判決中也明確指出：
"1996年12月19日，沈建蘭因家庭人均不足4平方米的特困戶解困增購居住面積16平方米的公房，雖然由其支付了部分房款，但由于增購居住面積達到解困標準，沈建蘭的居住困難狀況得到改善，因此，本院認定沈建蘭因獲得國家福利分房而喪失了在該公房內的同住人資格，因而也不應享受相應的征收安置補償利益。
這位律師認為，對《綜述》中大多數觀點和審判實踐態度的不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審判實踐已經基本推翻了大多數觀點。從本質上說，這一區別本身就意味著，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官對具體案件的不同理解將對判決產生完全不同的影響。所以無論是律師還是當事人，都不能對自己設限，而應該把握好法官在處理類似案件中應考慮的基本因素和尺度，這才是勝訴的關鍵。
通過對長期代理的實踐經驗及類案的梳理，我們發現，審判實踐中法院認定喪失原分配房屋同住資格的真正原因在于：從增配到征收，往往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居住權益模式，并達到了法定標準，即當事人與原分配房屋的居住權益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割裂。當增配房面積較小，低于法定人均標準時，或在受配房、戶籍和居住地產生錯位，法院往往會綜合考慮將其安置在本處。
在處理類似案件中，律師應著重從增配材料中所列原始人口、面積等衡量因素是否與戶籍、實際居住情況相符，是否足以達到法定居住標準，當事人之間是否形成穩定或錯位居住模式，當事人對原分配房屋的居住需求是否割裂等方面來影響和說服法官。
02。
廉租房、公租房
目前對于廉租房是否屬于“其他地方有房”沒有直接的規定，本律師也沒有看過上海法院的政策文件或者了解一下。但對廉租住房制度的有關規定進行分析，也不難做出判斷。
按照《上海市城鎮廉租住房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
所謂廉租住房，是指政府對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件且住房有困難的家庭，給予租金補貼或以較低的租金配租社會保障型普通住房。
第13條第3款：
對連續2年人均收入超過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廉租房家庭，應當停止發放租金補貼，收回已發放的租金，或者提高已發放的租金標準。
顯然，廉租房雖然具有保障性質，但享受廉租房待遇的前提條件是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在收入高于此標準的情況下，受配戶將喪失此種待遇，這與計劃經濟時期對公房使用、購房補貼、拆遷安置等問題的永久性解決辦法有本質的區別。所以當事人在自己的房屋之外享受到了廉租住房待遇，本律師認為，應該不屬于“他處有房”。
2020年5月28日，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2019)滬0105民初1722號民事判決書顯示：
現在任某4已成年，其收入已無法享受廉租房政策，故任某4具有同居權。
與之相比，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對滬02民終4542號判決的表述更為明確：
現在嚴偉望方因嚴偉望方申請廉租房，雙方就嚴偉望方的實際居住情況產生爭議，雖然該廉租房只是暫時改善居住條件，但即使嚴偉望方實際居住在廉租房內，也不影響其對該系爭房屋的征收權益。
03。
廉價實用住房
關于經濟適用房是否屬于他處有房也沒有明確規定，我們只能從幾個上海法院的判例來看法院對此問題的不同態度：
2020年7月22日，福田區人民法院(2018)滬0106民初36906號民事判決如下：
"至于原告周紀生、徐秀娟雖按政策購買了經濟適用房，但這類房屋需當事人自己出資購買且屬有限產權，雖然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質，但與公房、動遷安置等公房畢竟不同，被告關于其二人已享有福利分房的抗辯意見，本院難以采納。
2020年4月24日，虹口區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滬0109號判決，并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了(2017)滬0109號判決，也都認定了持有經濟適用房的事實。
"因此，很難斷定其在其他地方已得到充分的住房福利保障"。
同時，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在2020年9月8日作出的(2020)滬02民終6551號判決中，對上述觀點也予以了強調：
范某2家庭取得經濟適用房已經具有了一定的社會福利性質，可以適當少分。
顯然，上述司法判決并沒有否定經濟適用房的福利性質，但是認為經濟適用房是有限度的福利性質，不能與傳統的福利性質相等同。所以上述判決總體上呈現的是一種傾向態度：即以不排除當事人同住關系為原則，并根據具體案情對分割比例作出適當調整。和這一保守派相比，下面的結論在同一個問題上表現得更加突出：
2010年2月27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在對滬02-11669號民終字第2019號判決中明確指出：
經濟適用房是通河三村的住房，不具有福利性質。
上海市鹽田區人民法院(2015)黃刑初字第2269號刑事判決書也明確規定：
"我認為，……這里所說的其他房屋，只限于福利性質取得的房屋。2014年，被告取得松江區泗涇鎮泗凱路XXX號XXX室經濟適用房一套，但該房屋并非上述福利性質取得。
很明顯，這一觀點下的審判法官不僅認為經濟適用房不能排除同住人的資格，而且也不需要另外作出決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大多數判例對經濟適用房是否具有排除同住人資格持否定態度，但這一觀點仍屬于傾向而非肯定，在實踐中，與此相反的判斷并不少見，例如：
2017年11月16日，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作出(2017)滬0109民初10804號判決，判決如下：
”雖然從2011年起，原告為了上學方便而進入被告的房屋居住，但是，原告與其母親陳某某一起生活。
上海知名律師